国学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
浏览次数:1936  发布时间:2013-4-20   
                 
 
文/谭耀华   九州书院副院长 《哲商》杂志主编
 
 
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崛起
 
在中华文明的自身演进的几千年历史中,不断的受到外界冲击,但是这些也阻挡不了其文明自身演进的动力。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国学随着社会的政治变迁,几度沉浮,然历史的车轮和圣人之道,岂是一人一时强力为之?国学以他固有的轨迹重新散发出光辉。因此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将以其自身演进为主线,同时借鉴西方文明,从而达到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跨越。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从外在的环境来看,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贫困、环境、资源等诸多问题,使人们不断反思如今的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从内在环境来看,三十年的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创造的经济奇迹的同时,随时马列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出,中国社会面临信仰空缺、道德沦丧造就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及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希望借助国学的相关精神来促进社会稳定,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大讨论让人们发现国学对于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民族自信感得到空间的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精华日趋重视,同时西方管理思想中众多问题的产生,使得全球的企业管理者在寻找新的思路以重构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及管理思维,中国国学—无疑是这一新趋势的重要引导者。
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更是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自本世纪以来,奔向小康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发现,物质的不断追求和发展不必然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物“极”而“乐”反,随着社会的生存及自然环境的整体恶化,人们还发展幸福往往还跟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对人性回归的渴望,推动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从弃祖论到耀祖论
近百年以来,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人的民族心理变化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们从对待外国人的称呼上可见一般,从“外夷”到“洋人”,从“鬼佬”到“老外”,这之中反映的就是基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民族心理变化,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发起打倒孔家店等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为废除中医,废除汉字的声间此起彼伏,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中国又开始重拾自信,对自身的文化重新开始重视和传统,而且随着国家越是复兴,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必然越是重视,相信在未来的20年,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的黄金时期,完全可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是复兴不是简单的重复,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螺旋式复兴,是一种扬弃。
礼失求诸于四野
曾有人指出: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继南宋达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顶峰以后,近800年来,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几度沉浮,不断被僵化和异化,不断被打倒和清洗,到了近代已经到了几近断层的地步,然而近二千来以来的民族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圈的扩展,使得中华礼失求诸于四野成为可能,大中华文化圈有力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保存,虽然传统文化在中国内地在近几十年势微,但是在中华文化圈的日韩,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却被发扬光大,台湾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理念,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政治、生活及教育体系,有力的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新加坡李光耀说:“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更是较好的保存了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及礼乐部分,并且将其用之于企业管理,独创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看中国传统文化
从自然世界来看,近二百年来,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反自然现像频生导致一系列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西方局部论的思维破环了地球整体的自循环系统,科技的发达为人类带来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人类的自作聪明和贪婪最终会将人类社会带入毁灭的境地,诺亚方舟也将不是神话。而中国传统上讲究“天人合一”,以道为尊,尊重自然规范,认为人是小宇宙,外面的世界是大宇宙,一切人的行为遵照宇宙规律。整个地球是一个运行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近代的“生物链”观念很好的诠释了系统论在生物学上的特征,但这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也只是冰山一角。只有贯彻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体系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搞人定胜天,妄自尊大最终只能自我毁灭。
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来看,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地球村成为了现实,国际交流和经贸往来频繁,文化也开始相互冲击,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国际冲突日趋激烈,竭泽而渔式的投机经济思维也导致了金融危机频繁,这也开始让全世界开始反思应对之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联合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返回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寻找中庸中和的智慧,中和是指整体的和谐,整体和谐的内容:是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中庸就是指行为的适应。把握一个“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中庸是手段,中和是目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庸。尊重多样文明,包容和谐,
以达到人类社会的最终和谐发展和稳定。
 2010年6月19日,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论坛演讲时就曾建议遵循哲学家老子的教诲应对金融危机。梅德韦杰夫说:“如果我们遵循中国哲学家的遗训,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并成功走出这场巨大的考验。”并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的话:“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就职仪式上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表示要将这一先贤的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从中国社会的进步看中国传统文化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78年以来,随着旧的信仰体系被打破,信仰中空化漫延,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严重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建设,以德治国落后于以法治国,这就造就了一系列的问题,道德沦丧,商人无商道,政客无政道,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不和谐。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德法并用的治国思维,以及“和平崛起”的战略布局,中国传统文化对内充当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民众,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平,避免出现信仰真空,对外充当文化强国及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道德水平严重倒退,被有些学者评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缺德的一个时代,从最近的“小悦悦”, 三聚氰胺事件,染色馒头,味千拉面等等这样一些极端事件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迷失,特别是精英阶层和主流社会,完全以利为先以致丧心病狂,无所顾及。在这些经济和道德危机的背后就是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第一届佛学大会的主题字为“心净国土净,心平天下平,心安天下安”高度概括了人心、文化与国家长治久安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治国思路即是礼法并用,以礼为先,以法为后,法制是最后的约束手段,“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失礼而后法。“”法治是连礼也讲不了的时候的一种强制约束。有道是以道御人,人皆有道。以德御人,人皆有德。而只讲以法御人,此时人皆无道又无德,人们都自私自利,想着法的钻法律的空子,连执法者都忘了公道正义而不守法。法还能起什么作用?”儒家也认为治国之本在礼,天子允执劂中,南面而治,民不知有上为最高心法。    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塑整个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价值体系,引导人心向善,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价值观为基础,重塑中国的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从以利为先到义利合一,从恶知识经济演变为善知识经济。
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置身于经济全球化、制度差异化、文化多元化现实,物质主义至上、消费主义盛行、科学主义狂飙,社会遭遇多重危机,企业面临不定变数,个人深陷价值迷失,所有这些,无不需要传统文化的强力注入才能走出困境,才能以此帮助社会实现最为广阔的和谐和最为持久的幸福。
 
从管理学的发展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从人治到法治到心治到神治
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单位和活动单位,多数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企业度过,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个:第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有它独特的运行结构和规律。第二,企业的结构由生产资料和人组成,在生产资料同等的条件下,人具有决定性意义。
西方管理学界最早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来研究它的本身特征,从科学管理到流程管理等等,希望借助于科技的运用,科学的分配资料,生产流程的再造等提高生产效率,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效果,但很快遇到了瓶颈,出现了“机器吃人”,大规模罢工等现象,西方管理学界开始将“人”的因素考虑进来,XYZ理论,马斯洛需求理论,双因素理论等,通过这些刺激人的潜在需要来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但由于对人性社会性研究的相对缺乏,因此效果有限,在企业界,科学管理和管理工具化已经走入极致,但人文缺失使得管理学走入死胡同,中国传统智慧对现代管理水平之提升的绩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成为西方管理学界的热门话题。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以前,由于科技变革的速度缓慢,从事的商业主要依靠人的因素,这段时期的商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高度依赖于政治环境和政策,第二是以人取利,通过发挥人的积极性,提高其忠诚度,达到义利合一,最为典型的就是近代的商帮,通过实行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最为严格的筛选标准和培训体系,以股份制的激励方式,达到了中国古代商业机构发展的极致,在明清两代,一些知名企业存续数百年之久,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在清末,由于缺乏科技创新,思维因循守旧,传统的企业没有朝现代企业转变,再加上政治制度的变迁,西方的工业企业依托科技革命带的巨大生产力以及通过强权获得的政治优势,逐渐进入中国,在民国期间,随着中西方商业和科技的交流,中国的企业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知名企业。这一切,随着政权的变化土崩瓦解,90年代以来,随着公司法的出台,企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组织,重新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围绕着这一独特组织的运营,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探索,重拾,借鉴,中外合资合作,技术引进,股份制改革,MBA及EMBA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及工具的大规模引进,
中国企业国际化等,通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得到好较好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直接套用西方MBA/EMBA的管理模式,不适合本土的文化土壤;企业战略迷失,企业文化落地困难,员工忠诚度低,其次企业家的个人修养及领导力急需提升中,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出现了天花板效应,发展遇到瓶颈,另外企业家由于修养道德水平不高,再加上法制不健全,企业的诚信度低,产品质量问题频出,老板和员工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以致于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关键还是人心问题,这一系列弊端需要依靠东方智慧才能到了很好的解决,才能真正融入中国的文化基因。
在东方,台湾日本新加坡也走入了一条中西融合的新管理之路,誉为经营之神的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有力的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特别是日本,“以儒治企”,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产业帝国。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论语>加算盘》说,倡导“经济道德合一”,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标准,“士魂”崇尚道义精神,“商才”具备商业才干。“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研修目标,终身实践“商业之道在于德”,建立了人性化管理的商业帝国。在严格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中,最缺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忠诚、仁爱、礼让。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已经向世人证明了,注入儒家精神的企业,其企业精神必定会有和谐、忠诚、仁爱、礼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之于企业,必定会有强烈的家庭归属感。注重儒家精神的培育的新加坡企业,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紧随美国名列前茅,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学之于企业的无限价值。
对于领导者来说,其自身的视野、修为、思维模式和人文底蕴决定了事业发展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长度。从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提升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更多可以吸取和运用的智慧,一般来说领导力即是指一个人的战略思维及视野、分析决策能力、识人用人能力、指挥运筹能力、管理者素养及魅力和领导艺术,管理者层级越高,在领导力中“道”的层面远胜于“术”的层面,只有以道御术,才能突破企业和管理天花板,通过将中国传统智慧精髓与现代经营管理和生活加以结合,为企业导入人文管理,提升用人之道,谋略之法等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团队战斗力,员工凝聚力及忠诚度。培养一批有思想、有文化、懂历史、精谋略的新一代企业精英,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不少企业家都正在做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曾表示,海南航空的成功得益于海航的文化特色,“内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外兼西方科学管理技术之精华”,皇明太阳能集团的董事长黄鸣说管理理念中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论语》中的精粹,使得皇明太阳能的企业战略认同度大大提升,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
从精神文明发展看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时真正的幸福?数千年来,人类不断的反思幸福的真谛并且找到了无数实现幸福的途径和方法,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物质发展史,但物质的发展不必然带来幸福的提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精神信仰真空逐步显现,压力大,身心疲惫,财富的追求与幸福成反比,在物质需求解决的同时,民众对于精神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如何修养身心,寻找人生的终极幸福,从个人幸福到家庭幸福再到企业幸福再到社会幸福再到全人类幸福,中国传统文化在修身修性,养生养心,正心正意方面的作用有力的切合了这种需求。
 
中国崛起的思想根基
一种文明必须有主流的文化,西方有基督,东方有儒家。无论管理,民主还是宪政,都不能脱离这个民族的文化道场,一个民族的强盛,经济和军事的强大不过是昙花一现,只有坚持将生活、治企、治国融入到这个文化道场,才能有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未来的中国,必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综罗各家所长,以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建构的一个新的思想及价值体系,即有普适价值,也兼具中国传统的兼容并包,和谐共处,天人合一,以道为尊,以中庸为美,才能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对于企业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补,道术并用,以义取利,才是走出困难的法门。
书院的复兴与中国文化崛起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1905年,书院取消,全部改成了西式学堂,中国实行了将近三千年的德质教育从此消失,素质教育和科技教育走入了前台,走入了从小到大的全部教学形式,作为社会最后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有知识没文化,有才无德,无使命感和责任感,思维狭窄僵化,这也间接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大崩溃。
所幸的是,自新世纪以来,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份子,纷纷开始重建和重设书院,这是也是中国开始真正复兴的标志,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础,正如九州书院,继承了书院传统的教学形式,以自由之思想,汇名家之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徐徐展现,重视德业,鼓励辩争,修身为本,明道为纲,讲究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秉承着书院严谨的治学和研究精神,继承道统,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商业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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